提起硅谷,人們印象最深的就是科技公司聚集。但根據彭博社的一項數據統計顯示,硅谷地區的兩大城市圣何塞和舊金山,已經成為了美國房價最高、年輕人最難以買房的城市。像國內的“逃離北上廣”一樣,在美國正有一批人在被迫逃離硅谷。
硅谷正成為全美房價最高的地區
根據科威國際不動產最新發布的一份房屋價格報告,全美房產最貴的10個城市全部在加州,且舊金山灣區也就是新概念意義下的硅谷占了7個席位。
以圣何塞為例,這里年輕人年收入的中位數為5.3萬美元,為全美最高;但房價的中位數為92萬美元,也為全美最高。根據貸款利率計算,年輕人要買房的話,每年還得多掙8萬美元才行(收入翻倍還不夠)。而在舊金山,年輕人要在這里買房的話,年收入也得再增加6萬美元才夠。
由于收入和房價不成正比,很多年輕人只能先租房過日子。但是硅谷地區房子的租金也一路飆升。據公寓出租公司RadPad與職場社交公司Anthology的一份聯合研究,一些獨角獸公司的科技員工(年薪11.5萬~16萬美元)如果想住得離公司近,需要將稅后月薪的一半左右(2700~3500美元/月)花在房租上。
房價為何高漲?
(一)上市公司的推動。
當地居民將房價的持續高漲歸咎于科技公司。
Google 2004年上市的時候,有1000多員工擁有公司的股票選擇期權;而2012年Facebook上市之后也造就了上千名百萬富翁員工。這些上市公司帶來的巨大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當地的房價。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卻并不是房價不斷漲高的唯一原因。
(二)地少,人口增速快。
整個灣區一面傍海,三面環山,中間還有一個空心大海灣,加上在40多年前已經立法成立了“ 中半島緑地保護區”(占據了包括圣馬特奧縣以及北圣塔克拉拉縣在內的 250 平方公里),所以可以利用的工商業和住宅用地就少之又少。
而加州又是美國人口最大的州,圣何塞則是加州人口密度排第三的城市。全美人口平均年增長大約在 0.8% 左右,加州以 1% 左右快速增長,而圣塔克拉拉縣每年更以 1.6% 的高速增長。
在有限的居住地上,有著不斷增長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房價的增長。
(三)城市規劃限制房屋供給。
硅谷政府一方面受益于高科技公司帶來的經濟效益,一方面則堅持著其嚴格的城市規劃:建設只有2層的樓房建筑,這是城市規劃設置的障礙——以此來控制新入住的人口從而確保原有資源不被爭奪。
美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2010~2015 年間,三藩市、圣馬特奧縣、圣克拉拉縣合計增加了385800個工作崗位。與此同時,政府僅發放了58324個單位住房的建筑許可證,而這些住房僅夠容納大約 15萬新居民。
住房嚴重短缺意味著,該地區的經濟效益每大增一次,租金就會暴漲一次。
(四)你永遠不知道別人會出價多少。
在硅谷,房市火爆,房源有限,為了買到想要的房子,買家一般會出更高的價格(任何一個買家都不清楚對方出價多高,一旦低于對方的出價,將直接被淘汰)。所以會出現要價60萬美元的房子,出價80萬美元的買家的搶房現象,形成購房的 “爭奪戰”。
(五)中國人去硅谷炒房。
在美國硅谷這個聞名世界的科創勝地,中國投資者長期關注的焦點卻顯得有些偏了。近年來,關于中國投資者重金購買硅谷房產的消息并不少見。中國投資者的熱情參與也被認為是助推硅谷房價走高的原因之一。
在重重壓力下,像國內的人逃離北上廣一樣,越來越多的硅谷科技員工正在考慮“逃離”硅谷。
據《舊金山商業時報》報道,灣區科技員工對找尋灣區外工作機會的興趣正在持續升高。在線求職平臺Woo數據顯示,29%的灣區科技員工正在找尋離開此地的工作機會,而該比例在2015年為22%。
職位檢索網站Indeed.com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趨勢。2016年年初,該區域的科技員工檢索灣區外工作機會的比例達到35%,與2015年年初相比上漲了近10%。
科技公司員工的收入還算高的,連他們都沒法在硅谷生存,更何況那些干普通營生的百姓呢。
伯克利大學研究高檔住宅和搬遷的研究人員表示,從2000年到 2013年,灣區的低收入家庭數量增加了10%,與此同時卻失去了適用于低收入人群的50% 的住房單元,許多當地工人的收入不足以支撐自己的家庭支出。
在高房價的壓力下,那些曾經踏踏實實過小日子的普通老百姓反倒成了這里最容不下的一群人。
舊金山一面包廠的老板娘發牢騷說,她很快就要離開這里了,因為舊金山的房價“貴得嚇人”。“不過一間小小的臥室,一個月就要3000美金(其他城市大概才幾百到一千美金),我一個賣吃的怎么可能付得起上漲得如此快的房租?幸好我是做吃的,30年下來還沒被淘汰,我一些做印刷、相片沖洗的朋友,現在早就找不到工作了。哪一天如果科技發明人不用吃東西,我也要被淘汰!”她說。
越來越多的曾經生活在這里的,并不從事高科技行業的原生居民(尤其是當地很早世代移民來的墨西哥裔、非裔居民)被迫搬遷,租住到了離市中心較遙遠且不太安全的社區。約有7萬在硅谷工作的低收入工人,如今通勤距離遠達50英里(80.47公里)。
另一方面,房東們利用《艾利斯法案》的逼遷行為也讓租客面臨著更為尷尬的局面。
1986年出臺的《艾利斯法案》規定在租金控制地區,有意 “停止營業”的業主可以擁有無條件逼遷租客的權利,五年之后可以按照新的租金價格重新出租或者將大樓改以共同契約公寓形式出售謀利。
假設1970年每月500美元租金的房子,到2016年租金可能還不到1000美元。然而,如果業主逼遷租客而重新上市出租,那么租金很可能達到5000美元,這為部分投機業主提供了謀利的機會,而受到利益驅動的業主也會使用該法案驅逐自己的租客。
2016年7月,據The Guardian報道,硅谷出現“規模空前”的“逼遷”,將驅逐數百租戶。
這次逼遷的小區名字叫做 Reserve Apartments,位于圣何塞市區。這是硅谷的中心地段,離蘋果公司總部 5英里遠,離Google總部14英里,離Facebook20英里。
此次涉及216個單位的搬遷,為了建新的住宅區和商業區,該小區租客要在明年4月份之前搬走。硅谷法律基金會的律師凱拉 • 卡贊齊斯(Kyra Kazantzis)說:“這是我在職24年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逼遷’。”
反抗與妥協
當然,“本地人”也不是任人欺負的軟柿子。他們指責科技公司是導致當地房價居高不下和交通擁堵的罪魁禍首,并展開了激烈的反抗。
2013年11月Twitter在紐約上市的那天,市民們高舉抗議標語“你們上市,我們什么也沒有”、“民眾沒有受益”加以抗議 。
2013年12月Google員工上班的班車遭遇了市民的圍堵示威。
2014年4月,Google法律部門員工杰克 • 哈普林動用了《艾利斯法案》驅趕舊金山一座居民樓的數名原租客,引發了當時聲勢浩大的游行抗議。Google Bus的玻璃還曾被搗毀,逼得最后Google決定讓員工坐渡輪到公司上班。
為了緩解民眾對自己的不滿情緒,Google、蘋果、Facebook等公司還紛紛通過各種慈善手段,支援周邊的社會設施建設。
英特爾的幾位創始人累計向教育領域捐助了數億美元的個人資金,英特爾每年也會投入1億美元用于教育項目。谷歌每年也會投入數億美元用于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蘋果聯合創始人喬布斯和他妻子則向斯坦福醫學院捐出了5000萬美元。
但這種捐助并不會直接改善到硅谷普通民眾的生活,更無法讓不滿的憤怒民眾享受到科技公司帶來的好處。在這一方面,Facebook則表現得更加實際和接地氣。
2013年,扎克伯格夫婦向硅谷社區基金會捐出了1800萬股的Facebook股票,價值超過10億美元。2016年7月,Facebook決定成為公寓開發商,打算建1500套房子,不是專門為了自己員工,而是向公眾開放。現在Facebook還沒有公布公寓的具體細節,也未說明會委托第三方抑或是自行進行公寓開發,只是承諾15%的公寓會留給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的家庭。
不過無論如何,雖然建成還需要很長時間,新公寓的計劃受到了當地政府的歡迎,這可能會成為硅谷的科技公司們幫助解決住房問題的一個開端。
追問:硅谷與北上廣的不同
在國內的北上廣,被高房價逼走的大都是外來人口,本地人就算是能力一般,也能夠在當地生存下去,但硅谷的情況恰好與此相反。導致這種差別的原因又是什么?
一個比較粗淺的解釋是:國內的大城市,隔三差五就有一個大拆大建,基本上每拆一次,原住民都能拿到一筆不菲的拆遷補償金,因此,很多“本地人”即便不怎么努力奮斗,也會有很多錢;而在硅谷,城市規劃比較長遠,相對穩定,沒有大拆大建,這樣,“本地人”就錯過了一個“最便捷的發財途徑”。
在北上廣,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公租房等往往要有“本地戶口”的才能居住,甚至就連申請個人才公寓也要“靠關系”,而“有關系”的,幾乎只能是“本地人”;相比之下,硅谷比較尊重市場競爭,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不會過度保護“本地人”的利益,因此,本地人如果在才能上缺乏競爭力,就可能被邊緣化。